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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东平:有光的教育

浏览量:  发布时间:2019-03-11 12:55  作者:  来源:教育思想网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杨东平:有光的教育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杨东平 教育思想网 1月9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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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整理自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有光空间演讲

首载自 万物启蒙(ID:wanwuqimeng)

非常高兴在万物空间和大家见面,分享交流一些感受。首先,要祝贺万物有光教育空间在重庆正式开馆,相信这会是一个崭新的起点。在国内,这种依赖于社区、面向公众的教育场所非常少。而且钱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理想,就是将万物有光空间这一模式在更大的范围传播辐射,在各地复制。

“要有光”

“有光”这两个字很有意思,我们原先只知道周有光,现在知道还有一个“钱有光”。那么,什么叫“有光”?我们看到国内有很多老学校,只要有“光”这个字,多数都是教会系统的,像上海的光华大学,自贡的蜀光中学。


对于基督教而言,它是一个创世传说,“神说,要有光,就有了光”,区分了白昼和黑夜。所以“有光”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启蒙的代名词。刚才讲到的周有光,百岁老人,去年刚去世。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波折,转换了很多角色,但是他有一个始终不变的追求,尤其是到晚年,就是以启蒙为己任,写了很多书,发表了很多文章。他说启蒙,无非就是坚持理性、坚持人性、恢复常识。他说现代化的社会标志,就是“人的身体从限制行动到自由行动,人的头脑从不许思考到独立思考,从此历史开始了现代化” 。


但是大家知道,在中国,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,启蒙之路也非常漫长。 


我最早意识到“光”这个概念,是源自“自然之友”的创始人梁从诫先生——他的父亲叫梁思成。他当时兼任《知识分子》杂志的执行主编。《知识分子》每一期的封面,都是同一幅黑白照片,一扇打开的门,寓意是“让光照进来”。梁先生家的墙上还挂着这幅照片。


“光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通俗的释义,常和“明”连在一块,明,是耳聪目明、聪明、明白的意思——光明——这是对光的生长性和创造性的肯定。光,还有另外一个常用组合,叫做“灵光”。它和刚刚讲的聪明还不太一样,它既可以指灵感,通往创造性;也可以指一种人生的境界、灵性的生活。


关于这种人生境界,李叔同最著名的学生丰子恺,做过这样一个解释,他说:“人的生活,可以分作三层:一是物质生活,二是精神生活,三是灵魂生活。”物质的生活,很好理解,丰衣足食、子孙满堂、生活圆满;精神的世界,有的人有,有的人没有,有的人会沉醉在自己对艺术、文化的追求当中。就像上楼,第一层楼是物质生活,第二层楼是精神生活,绝大多数人到第二层楼就满足了。只有少数脚力强劲的人,还会走上三层楼,这第三层楼就是对“灵性生活”的追求,这样的人,他不满足于吃吃喝喝、音乐欣赏,他还要追问人生的价值,探寻世界的意义,最终走向一种信仰。这种有信仰的生活,在中国应该说是比较少的,但这也是灵与光的一种启示。这是我个人对于“光”的一些理解。


怎样有光?

我们会发现,小孩是天然有光的,两个眼睛闪亮。但是渐渐的,到小学毕业时,目光就暗淡了;到初中毕业,眼神已经迷茫;到大学毕业,有人形容是“失魂落魄”,随波逐流的状态。一个活生生的人,经过若干年的教育之后,没光了、没色彩了、黯淡下来。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、对所有教育人都十分现实的挑战。


如何“有光”?当然是如何教育的问题,如何教、如何学。但在思考如何教与学之前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,那就是儿童观。儿童观的问题,在我们很多教师培训中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前提,往往只关注教学本身。其实,儿童观是需要启蒙的。


西方人文主义的启蒙,发现儿童是一个重要的坐标。从卢梭、到蒙台梭利、到杜威等,逐渐建立起儿童本位的价值。在西方教育中又有两个源流,一个是理性主义的,另一个是自然主义的。卢梭是自然主义教育的主要倡导者,他提出了一个很亮眼的培养目标:“培养野蛮而高贵的人”。野蛮,身强力壮、吃苦耐劳、崇尚自由;高贵,情趣高雅、追求卓越、严于律己,寄托的是一种人的理想。


然而,这样一种追求,包括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,与我们的现实却是愈行愈远。童年的消逝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,工业文明对人心智的异化,使很多儿童过早地失去童年,最典型的就是童工,整个社会也不再把儿童当儿童来对待。近些年来,这种异化的另外一个特点,就是美国的这本畅销书《林间最后的小孩》记述到的——人和自然的关系越来越遥远,越来越退却。


我本来以为这种现象在美国要好一些,但事实上,在美国同样非常严重。小孩宁愿待在房间里打电子游戏,也不愿意到自然中去,他说草地上没有电源插头。说到此,我想起三毛写过的一个故事,名字叫《塑料儿童》,讲的也是一个类似的经历。有一天她到亲戚家做客,家里有一帮小孩,她说我带你们去看海吧!于是一帮孩子坐她的车去看海,孩子们一路上都不抬头地在玩电子游戏,到了海边,看了一眼说,哦,这就是大海啊,我们赶快回去吧,六点半动画片就要开播了。而在大自然中生活,原本是培养一个健康人的最有效的途径。

我们看着万物启蒙,从一所学校的一门课程,渐渐变成一个肩负着高大文化使命的通识教育空间,而且正在走向全国。它连接、衍生了这么多概念:跨学科、文化启蒙、母语探究、全人教育、项目式学习、体验式教育、多教师协作、跨社区教学、行旅学习等等。它提出了面向中小学生的“博雅教育”概念,指向培养全人的目标。这个概念过去主要在大学教育中使用。古典教育作为一种少数人享有的教育,是一种重视思辨、审美、修辞、艺术等教养的教育,形成博雅教育的概念。文艺复兴时期,培养无所不能的人、全面的人的教育主张博兴。此后,“博雅教育”的概念不断发展演变,现在多称之为“通识教育”。大学的理想一直是培养“通人”而非仅仅是专家。我本人在1989年时出的第一本书《通才教育论》,讨论的正是苏联模式的“专才教育”与社会需求和人的理想的背离。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离培养全人、通人的目标越来越远。过度专业化的分科教育一直下放到中小学。


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知识、两种学问、两种治学方式的分野。这两种知识,通俗地讲就是“有用的知识”和“无用的知识”。台湾的黄武雄老师,将前一种称为“套装知识”,就是教科书里从小到大灌输的、在教育工厂流水线上的标准化知识。与之相对的另一种知识,来自生活、来自实践、来自经验,是杜威、陶行知、毛泽东最为看重的。现在许多受过教育的人,缺乏的主要是这种实践性、经验性的知识。与之相应,有两种本事,一种强记博闻,口若悬河,但人云亦云,见地一般;一种有见地、有眼光、有智慧。它对应了两种治学方式,一种是来自苏格拉底、孔子的,自学、问答、互学;另一种就是灌输、考试、填鸭式,重视记忆和标准答案,从而导致儿童逐渐丧失他的灵性、好奇心、想象力,乃至身体健康。万物启蒙就是追求“儿童与万物共生长”。我们今天各种各样的教育创新,都是一个任务:从不同的方向突围!

中国的和世界的

万物启蒙这个概念为什么会越来越宏大,越来越深刻,因为它还建立了另外一个坐标——中国文化通识教育——这是很了不起的。有一个“钱锋之问”: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中国文化通识教育之路?

在我们的教育现实中,教育民族化的追求早已消失退位了。其实在建国之初制定的《共同纲领》里,确定的新民族主义的教育和文化方针,就是“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”文化教育,明确把“民族化”列在首位。但是这些年,走遍中国也看不到一所真正的有中国气象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文化内涵的学校。我们的公办学校,完全复制西方的教育工厂模式,用考试和分数代替教育。


这背后,是中国进入现代以来,纠缠至今的“古今中外”之辨,如何调和中西文化、传统和现代化。清末提出“中体西用”的方针,50年代之后事实上是全盘苏化,又经历与传统的“彻底决裂”,中国教育陷入体用倒置、“有用”而无体的窘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老是要强调“立德树人”,因为教育的这一根本几乎被架空了,学校教育沦为考试之学。


整合古今中外,在理论层面的构建相对而言容易一点。早在30年代,同为杜威弟子的陈鹤琴提出过“活教育”理论,活教育的目标是一个同心圆,核心是人,第二圈是中国人,第三圈是现代中国人。通过一个同心圆打通了古今中外。这个教育目标不但结构非常圆满,而且非常具有操作性,今天看来完全不过时。这种具有民族风格、民族文化内涵的教育要落到实处,还需要落实到课程和教学过程。钱锋从中国文化当中提炼出一些概念,尤其是“物象文化”的概念,从“载物”到“齐物”到“格物”,把“格物”作为万物启蒙通识教育的基本路径与方法,构建了一个“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”的学习过程,是非常有创意的,为我们探索中国文化本源的教育提供了一种现实的新路径。


关于中国和世界,这个话题重大且深刻。周有光主张“要从世界看中国,不要从中国看世界”。他认为,最终不是“东风压倒西风”、或者“西风压倒东风”这样的问题。费孝通晚年也倡导一种文化自觉:人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有“自知之明”,从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,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、各抒所长、连手发展,所谓“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。” 


这种中国文化的教育,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目标,就是培养现代中国的君子。这个目标在30年代一些大学校园讨论博雅教育的时候也提出来过。当时潘光旦等人提出,中国知识分子的培养目标是“士”与“君子”这两种人格的结合,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,有士人风骨;“君子”则知书达礼、温柔敦厚、“温良恭俭让”。今天,无论是“士”还是“君子”,这两种人格在现实生活中都已经越来越淡薄。我们现在的培养目标“建设者和接班人”之类,只具有政治性而乏文化人格。比较理想的表达,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。这种培养君子、现代公民、世界公民的教育追求,也许可以用“文化中国人”来指称。 


所以万物启蒙倡导培养“中国君子、世界公民”,是值得追求的。一个现代中国人,必然是一个面向世界的中国人。然而许多走向世界的中国的80后、90后、00后,他们的中国文化含量正在逐渐退却。有人说50后有一颗中国心,70后有一颗中国胃,那到80后就连中国胃也没有了,他们已经习惯于麦当劳、肯德基。再延伸至第二代、第三代华人,可能最后剩下的只是黑头发黄皮肤。所以培养有文化根基的中国人,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

社区学习中心的意义

我对有光教育空间的另外一层感触,就是在社区的学习。这是当前教育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积极的方向,它超越了狭义的课堂教学,把教育拓展到了学校之外。过去我们称之为“社会教育”,但它与面向社区的文化教育还是不太一样。上海的创新教育理论家顾远提供了教育创新模式从1.0到2.0到3.0的评价坐标,基本方向是学习过程越来越走向个性化、社群化;学习空间逐渐从学校内走向学校外,社会即学校;学习资源不再局限于教材,而是提倡以万物为教材,以世界为课堂,所谓“学校在窗外”。走向社会化学习,是学习化社会的一个基本形态,是一种大的发展趋势。


当然,从1.0到3.0,每一个阶段都包括了教师、教材、教学方法、课堂等诸多方面。我们知道,传统教育有三个中心,一是教师中心,二是教材中心,三是课堂中心,以前就是把教育框定在这个概念下。我个人认为,在近20年的新课改当中,教师中心这一条戒律正在逐渐被打破。以学生为中心,让学生自主学习、小组讨论已经非常普遍;但是,在教材中心、课堂中心方面,改变还非常少。虽然新课改规定了国家课程、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类课程,但很多学校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难以实现。万物启蒙就为这种实现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路径,可以帮助学校根据在地文化建构校本课程、为教师提供专业的课程培训。


打破这三个中心,背后的逻辑就是走向生活教育。我所在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,每两年会举办一次LIFE教育创新大会,倡导的就是生活教育的理念,“为生活重塑教育”。来自生活的教育,面向生活的教育,必然是生活化、社区化、乡土化的,是自下而上的。2019年4月,我们要在成都举行第三届LIFE教育论坛,它的口号是“多元、跨界、连结、赋能”。所有面向未来的、有价值的教育创新,都会体现这样多元、跨界、合作的价值。

教育家精神

有光教育空间的实现,还源于一种教育家精神。今天能够到这个现场的,可以说都是全国校长、教师当中,具有这种精神的人。这个活动不是教育局办的,不评职称,也不发奖金,为什么还愿意来?因为他们不安于现状,不甘于平庸,希望对教育有所改变,希望让学生眼睛有光。


陶行知说我们要做“第一流的教育家”,敢于探索未发明的新理,敢于进入未开化的边疆……总之,要创造,要创新。其实教育改革、教育创新最核心的要素,就是教育家精神。在一所办得好的学校背后,都有一位这样的教育家。昨天我们看到上桥南开小学的蒋芳校长,让人敬佩。一个名校校长,在名校待一辈子,很容易获得各种社会声誉、个人名誉、还有升学率……但是她愿意到一所薄弱学校,去改变教育生态,帮助弱势人群,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教育追求,这才是教育家的本事与境界。古今中外,所有的教育家都是以转变、改造后进生为己任,典型的像马卡连柯。我们现在把最优秀的学生掐尖弄到一所学校,然后上清华北大,以此作为成绩。这种事情换任何一位校长都并不难做到,因为这是学生的本事,而不是校长的本事。


最后,我想用陶行知的这首诗,和大家共勉:

人生天地间,
各自有禀赋。
为一大事来,

做一大事去。

钱锋则说:一生只做一件事。


让我们共同做好教育这件事,谢谢大家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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